万维百科

无畏舰

英国皇家海军的“无畏号”,是世界上第一艘“无畏舰”,开启了战列舰发展史新革命,亦引发二十世纪第二波的造舰竞赛。

无畏舰(英语:Dreadnought)是一种活跃于20世纪初期的战列舰类型。1906年,英国皇家海军的“无畏号”下水服役,由于其技术与设计之先进远超过同时代的战列舰,故以其为名自成一种新型战列舰的类别——“无畏舰”,而落伍的旧式战列舰则全部被归为“前无畏舰”,意指“无畏舰”出现前设计者。

“无畏舰”具两种革命性的创新设计,一为采取“全重炮”武装配置,其装备的大口径火炮数远超过以往的战列舰,二为使用蒸汽涡轮发动机作为推进系统。随着“无畏舰”逐渐成为海上力量、乃至于国力的重要指标,各国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无畏舰”建造竞赛,遍及欧洲、亚洲和美洲国家,尤其是英国与德国最为激烈、建造数量最多。“无畏舰”造舰竞赛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一直持续到开战当年,在仅仅五年造舰技术迅速发展的时间里,“无畏舰”在火炮口径、吨位、装甲和推进力都有了飞跃性的提高,甚至出现了在前述的技术指标上发展到极致的“超无畏舰”,而原先领先全球的“无畏号”反而在开战后成了落伍的二线战列舰。一次大战结束后,世界海军列强为避免再因造舰竞赛重起战端,召开了“华盛顿裁军会议”,以此限制各国海军军舰的吨位和武装,但许多艘“超无畏舰”依旧服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尽管在20世纪初世界各国耗费大量资源、争相建造“无畏舰”,但历史上却只在1916年爆发过一次“无畏舰”舰队间的大规模交战——“日德兰之战”,为英国与德国的主力舰队于日德兰半岛附近海域进行的一次海战,尽管双方兵力投入之多,却没有产生什么决定性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后来建造的军舰皆全部具备了“无畏舰”的技术概念,故该名词也不再作为特定舰种之类别而无再使用,另外“无畏舰”一词亦可用于具备其特征、在“无畏舰革命”展开后出现的新式战列舰类型——战列巡洋舰之上[1]

起源

远距离炮战的需求

“无畏舰”的出现可起源于二十世纪初各国海军谋求战列舰可执行远距离炮击的尝试。1890年代初,各国海军对海战主力的战列舰设计已基本定型,当时战列舰的武装一般为4门口径12英寸(305毫米)的主炮以及6到18门、口径在4.7英寸(119毫米)与7.5英寸(191毫米)之间的副炮(或称“速射炮英语Quick-firing gun”)。海战模式则是战斗开始时,双方舰队会先在远距离进行对射,再于交战距离拉短时以射程较短的副炮投射充沛的火力摧毁敌舰,换句话说,决定海战胜负的是小口径、射程较短但发射效率较高的副炮,而非主炮。在当时两舰队进行海上炮战时,若彼此相隔距离短,舰炮可以直接瞄准目标,以趋近水平的弹道攻击敌舰,不仅命中率高、其副炮也可以发射效率高的优势在短时间内对目标倾泻火力,但如果交战距离拉长到一定程度,舰炮就需要提高仰角将炮弹以弧线弹道的方式射出,才能击中远方的目标,此种射击法需要进行复杂的落点预测计算,同时还要克服海上船体的摇晃造成的误差,远比近距离交战困难得多[2]

另一方面,差不多同一时期,陀螺仪装置技术也已实用化,使另一种海战武器——鱼雷的射程大幅增加,甚至超过了战列舰副炮的射程。因此战列舰若要在鱼雷的攻击范围外进行炮战,原左右胜负的副炮会因为战斗距离拉长而命中率下降、也丧失了高发射效率的优势,而若想要以主炮进行精准射击,必须齐射来观测弹著点、进行计算与修正,倘若舰炮口径不一,计算工作将非常繁琐复杂,射击速度过慢、效率也很差[3]。为解决此一两难,出现了“中间炮”此一设计。“中间炮”是口径与射程介于主炮与副炮的舰炮,用于主炮发射完进行缓慢地装填动作时可以继续发扬火力,并以比副炮远的射程来排除鱼雷之威胁[4],由于“中间炮”被视作重炮的一种,与同为重炮的主炮共同装备者即被称作“混合口径全重炮舰”(All-big-gun mixed-caliber)。

20世纪初,英国与美国的海军将领们已认知到未来战列舰之间的交战距离将会变得更长[5][6],后者海军已在1903年研发射程达4,000码(3,700米)的新型鱼雷[5],与黄海海战中日军对清军的炮战距离相去不远。1904年,日本与俄罗斯爆发战争,该年8月10日,双方在黄海打了一场距离长达13千米的远程炮战,这是至今为止相距最远的一次战斗[7]。俄军战列舰装备了有效射程达4千米的“留索式”(Liuzhol)测距仪,日军舰艇则采用巴尔-史特劳德英语Barr & Stroud出产的测距仪,有效射程却可达6千米,双方都采用12英寸(305毫米)的主炮,且也都从相当远的13千米距离开炮[8]。与10年前的交战距离约2千米的黄海海战相比,距离拉开了6倍之多[9]。1905年5月27日,日俄两军又于对马海峡打了决定性的大海战——对马海峡之战,这场战斗中鱼雷艇与驱逐舰一天内击沉四艘俄舰,包括装甲巡洋舰和战列舰各一艘,显现出鱼雷对战列舰的威胁[10]

舰炮统一口径的演进

英国皇家海军经典的“准无畏舰”——“纳尔逊勋爵级英语Lord Nelson-class battleship”。

“混合口径全重炮舰”在设计过程中常遭遇到是否应将舰炮口径统一的疑问,也进行过多种方案的讨论[11],如美国海军炮术权威阿尔格教授(Prof. P.R Alger)曾于《美国海军学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U.S. Naval Institute)的1902年6月号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倡美国海军应装备8门12英寸(305毫米)口径主炮的双联装炮塔[12]。同年5月,美军“造舰补修署英语Bureau of Construction and Repair”提出一份新战列舰设计图,后者有着12门10英寸主炮、分配给六座双联装炮塔,其中两门于舰艏艉、四门于侧舷[12]。庞德斯通少校(H. C. Poundstone)于1902年12月提出一份报告给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要求建造更大的战列舰,在报告的附录里,庞德斯通提出以较多的11英寸(279毫米)与9英寸(229毫米)主炮比起较少的12与9英寸炮更优越的看法[3]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以及“造舰补修署”也在1903至1905年期间各自进行相关的研究,1903年7月,美国海军在兵棋推演中的结论指出,一艘装备12门11或12英寸主炮“六角形配置”的战列舰,战力可以和三艘以上的旧式战列舰匹敌[13]

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也正进行着类似的研究,1902至1903年期间正流行着装备两种口径的“全重炮”思想,如4门12英寸炮搭配12门9英寸炮[14],然而海军本部在1903至1904年期间决定建造三艘以上的“英王爱德华七世级英语King Edward VII-class battleship”战列舰(具有三种口径的主炮:12英寸、9.2英寸和6英寸)[14],到了1904至1905年建造“纳尔逊勋爵级英语Lord Nelson-class battleship”战列舰时,“全重炮”设计理念才再度复苏。由于军舰的长宽限制,舰身中部只放的下单装的9.2英寸主炮炮塔,无法装上双联装炮塔,因此设计成4门12英寸炮、10门9.2英寸炮,而没有6英寸炮。造舰设计师拿贝勒(J.H. Narbeth)提出将武装改为12门12英寸炮的改进案,但海军本部并未接受[15],部分原因是出自于当时日俄战争造成的国际紧张,为了加速军舰的建造速度,也不得不保留旧式的多口径主炮设计[16]。大口径炮取代小口径炮除了使战列舰火力增强外,也能提供更长的射程,而主炮口径若能统一还能带来更多后勤与作业简便的优势,如美国海军在考虑是否要以多口径全重炮舰来设计“南卡罗来纳级”时,炮术专家威廉·西姆斯英语William Sims与庞德斯通就曾指出此举有利于弹药补给作业和将非交战区域的炮塔成员替换于战斗中受伤的炮手[17]

因为只需计算一组主炮射距,口径统一大幅提高了火控效率,一些现代的军事学者认为12英寸(305毫米)炮以及较小口径炮开火后溅起的多道水柱将会造成判断混淆、难以正确计算射击距离,因此强调统一主炮口径的重要性,然而1905年时的火控系统没有先进到可以大小口径的主炮都一起齐射、造成混乱的程度[18],且对于“全重炮”设计的提倡者来说,这种炮击造成的水柱误判问题也似乎不是关注的焦点。然而交战距离拉长使得使用最大口径的主炮为其必要,进而成了战列舰的标准武装,12英寸(305毫米)炮随即取代了10英寸(254毫米)炮。此外,新式的12英寸炮有着相当高的发弹效率,原有此优势的小口径炮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1895年的12英寸炮每四分钟可以开一次火,而到了1902年大多都上升到每分钟两次[19]

“无畏号”的诞生

费舍尔勋爵,在任职第一海军大臣期间为英国海军建造了划时代的“无畏号”战列舰以及完成许多重大改革,为未来对抗迅速崛起的德国海军有重大的贡献。

1903年,几个海军列强国家开始摸索对战列舰投以“全重炮”的设计[3],当年10月,意大利海军造舰师维托里欧·库尼贝蒂英语Vittorio Cuniberti在《詹氏战列舰年鉴英语Jane's Fighting Ships》发表一篇名为《英国海军的理想战列舰》(An Ideal Battleship for the British Navy)的论文,提倡建造一种排水量达17,000吨、装备12门12英寸炮、装甲厚达12英寸以及拥有24节航速的新式战列舰[20]。库尼贝蒂首先将此建议成交给本国海军——意大利皇家海军,此时正值后者大量生产新一代的高发弹效率12英寸炮、以大口径重炮汰换掉过去的小口径速射炮[19],但最终没有被接受,反而是日本、美国与英国成为最早的先行者。该年日本即计划要建造两艘世界上第一种采“全重炮”设计、武装为8门12英寸(305毫米)主炮的“萨摩级”战列舰,然而建造途中却研判装甲规划的太薄、要求整个大幅重新设计过[21],且因日俄战争庞大的财政负担以及原先从英国购入的12英寸口径主炮短缺,日本不得不改让这两艘战列舰同时装备12与10英寸(254毫米)等多重口径的主炮,当时的设计还保留了传统的三胀式蒸汽机,皆与后来的“无畏号”相差甚大[22]。1904年5月,首舰“萨摩号”铺设龙骨[23][22]。1905年7月,美国海军也计划要建造两艘“全重炮”战列舰——“南卡罗来纳州级”,并于11月23日完成设计图[24]。然而“南卡罗来纳州级”的建造速度太慢,1906年3月21日才正式交付性能要求、合同至7月21日才签订[25],12月才真的开工建造[26][27],最后比英军的“无畏号”更晚完工[28]

1905年10月,在新任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勋爵的主导下,“无畏舰”的发展有了空前的突破,此人是一位崇尚新技术与改革的海军领导者,在当时对“全重炮”型战列舰萌生兴趣,并随之坚定了其建造的决心[注 1],也因此常被历史学家认定为无畏舰的缔造者、皇家海军的“无畏舰舰队之父”[注 2]。费舍尔上任后不久即成立设计未来新式战列舰与装甲巡洋舰的委员会[27],而后者的第一项任务即是发展新式战列舰,此舰必须拥有12英寸主炮和反鱼雷炮,但不装设中间炮,速度须达到21节(每小时39千米),比当时的战列舰还要快上两到三节[31]。最初“无畏号”的设计为12门的12英寸炮,由于在主炮布局上的困难,造舰总监在第一阶段还建议“无畏号”回归成以往4门12英寸主炮搭配16或18门9.2英寸(234毫米)中口径炮的配置,然而经过日俄战争英方观战武官威廉·克里斯多弗·帕根汉英语William Christopher Pakenham上尉提出的对马海峡战役评估报告后,委员会将布局改为10门12英寸炮搭配22门12磅炮英语QF 12 pounder 18 cwt naval gun(76毫米)的副炮[31],并装上当时算是非常先进的蒸汽涡轮发动机作为其动力。无畏号是当时空前巨大的战列舰,但发动机的高效能仍提供其高达21节(24英里/时,39千米/时)的航速,且无论是占用空间还是成本都比旧式的往复式发动机来的少[32]。费舍尔在“无畏号”的建造工作上也展现了极高的效率,1905年10月2日龙骨才铺下,1906年2月10日就下水、10月3日就完工,展现了当时英国强大的造舰工业能力[27]

“无畏号”的出现带给世界各国海军一大冲击,以往设计的战列舰与其相比完全过时,甚至以“无畏舰”的名字作为此类新舰种的分类,所有1890年代建造、不具备其拥有的“全重炮”设计、装备两种以上主炮的旧式战列舰全被归为“前无畏舰”,被迫退出一线战列,改为从事沿岸炮轰与海防等次要任务。至于装备单一口径主炮、但依然保有多门大口径“中间炮”、于20世纪初开工建造的最后一代“前无畏舰”则被称作“准无畏舰”(Semi-Dreadnought),为“前无畏舰”至“无畏舰”的过渡分类,这些战列舰同样因为火力完全比不上“无畏号”的标准而过时,包括英国的“英王爱德华七世级英语King Edward VII-class battleship”与“纳尔逊勋爵级英语Lord Nelson-class battleship”、日本的“萨摩级”与“河内级”、美国“康涅狄格级英语Connecticut-class battleship”、法国“丹东级”、意大利“伊莲娜王后级英语Regina Elena-class battleship”皆属此类[33][34]

设计

武装

主炮

英军“超无畏舰”使用的15英寸42倍径主炮的装填发射示意动画图

“无畏舰”的主要特征为口径统一的主炮,“无畏号”装备的是10门12英寸(305毫米)炮。12英寸炮是大部分海军在前无畏舰时代所使用的标准舰炮,也因此进入“无畏舰时代”时成了第一世代的标准口径[35]。一艘战列舰的攻击力除了增加舰炮数量外,亦可透过提高舰炮本身的口径与倍径达成,口径越大者可发射出越大、含有更多火药的炮弹,而倍径越长者则可以提高枪口初速,提高贯穿力与射程[36],但也因为初速过高而导致容易炮管过度磨损,最终将失去精度不得不替换,甚至出现如1910年美国海军曾因炮管磨损严重而打算停掉射击练习的情况[37]。设计上,巨炮必须采用更重的炮管与炮塔,且更重的炮弹在相同距离上也必须采更高角度发射,势必会影响着炮塔的设计,然而重型炮弹亦有较不受空气阻力影响、在长距离射击上拥有更佳贯穿力的优势[38]

“无畏舰”问世以来,各国海军即开始在争相建造更大口径的主炮,而主炮数相对减少[39],最具标志性的是1910年英军开工建造的“俄里翁级”战列舰,该级装备10门13.5英寸(343毫米)炮,由于一举超越当时各级“无畏舰”的主炮口径,故自该级起主炮口径超过343毫米者就有了非正式称呼的“超无畏舰”(Super Dreadnought)[40]。1913年,装备356毫米主炮的美军“纽约号”战列舰完工、1915年,英军“伊丽莎白女王级”也完成建造,装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口径的15英寸(381毫米)主炮,为战争中火力最强的英军战斗舰。战后的1920年,日本的“长门号”战列舰完工,更将主炮提升到16英寸(410毫米),炮弹一枚重达1020千克,几乎是大多数“无畏舰”采用的305毫米炮弹重量的三倍、356毫米炮弹的两倍,“长门号”8门410毫米炮的齐射火力相当于“无畏号”与“无敌号”共18门305毫米炮之总和。英国还一度打算建造装备18英寸(457毫米)炮的“N3级英语N3-class battleship”战列舰,但因为随后的《华盛顿裁军条约》而流产[41]

“无畏号”1906年完工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期间的15年是战列舰发展的黄金时期,战列舰主炮口径自305毫米发展到410毫米,排水量也从18,000吨大幅提升至40,000吨,相较下1873年有着近代战列舰雏型的“破坏者号英语HMS Devastation (1871)”完工至1906年“无畏号”问世的30年间,战列舰主炮也基本维持在305毫米、排水量也才从10,000吨提升到15,000吨[42]。同时,根据设计理念的差异,各国在舰炮口径上亦有不同选择,以德国海军为例,由于认为北海长年的大雾将使光学仪器和肉眼的观测距离受到严重限制,故认定未来战争中交战距离会非常短,因此不但不追求舰炮射击的精准度,也不再追求较高最大仰角的主炮[43],反而选用比英军标准“超无畏舰”的13.5英寸(343毫米)主炮口径小一截、初速也较快的12英寸(305毫米)主炮,尽管小口径炮弹在飞行时速度衰减较大口径者快,但短距离交战弥补了这个问题,且舰炮也比较轻,能将省下的排水量用于增加更多的装甲板[38],所有德军的“无畏舰”主炮也都是采用这类的速射炮,然而战争爆发后,德方舰队因为皇帝威廉二世对其舰队的珍爱,海军为避免损失只得在将交战距离设定的很长,形成使用的战术与本身船舰的设计及训练教范相反的窘境[43]

战后,《华盛顿裁军条约》将战列舰的主炮限制在16英寸(410毫米)以下[44],尽管日后有提出将其下修至11、12或是14英寸的意见,但并未再更动其标准[45]。世界上仅1937年(条约到期后)开始建造日本海军的“大和级”战列舰460毫米(18.1英寸)主炮超过此一口径[46]。到了二次大战中期,英国也使用从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拆下的15英寸主炮为该国所建造的最后一艘战列舰——“前卫号”所使用[47]。战争期间,甚至出现过几种口径更巨大的主炮设计方案,如德国海军的“H级战列舰”(计划装设508毫米(20英寸)或609毫米(24英寸)口径的主炮[48]),而日本也曾计划建造主炮口径超过“大和级”的“超大和级”战列舰(510毫米口径主炮)[49],但皆仅停留于图纸设计而未有成果。

副炮、机枪与鱼雷

左图为英国“无畏号”战列舰舰艉炮塔的12磅英语QF 12 pounder 18 cwt naval gun副炮
右图为炮塔化的美军“北达科他号”战列舰5吋50倍径英语5"/50 caliber gun副炮

除了主炮外,“无畏舰”亦有配备如副炮一类的次级武装对付鱼雷快艇一类的威胁,也用来攻击敌军“无畏舰”敏感的火控系统,部分人士也认为副炮能在自军战列舰受到严重损害时击退敌军迫近的巡洋舰[50]。随着鱼雷射程逐渐变长、驱逐舰性能的提升,副炮的口径也跟着向上提升。“无畏号”本身即装载22门的12磅炮,可在一分钟内开炮15次[51],而“南卡罗来纳级”和美国的第一代“无畏舰”也都有类似的5英寸(130毫米)副炮[52]。以当时的海战模式来说,鱼雷艇都是脱离战列舰舰队各自为战的,故副炮无须设置防御用的装甲,也不用作对主炮射击风暴的防护措施,通常来说这些副炮都重量尽可能造得轻、布设位置也选择高点,以求最大的射击范围[53]

然而不出几年,“无畏舰”的副炮目标不再只有鱼雷艇,还多了体型更大、武装更强、更为耐久的驱逐舰,此类舰种原先是为了驱逐鱼雷艇所造,但现在自己也装备鱼雷为武器,并同主力舰队协同作战,致使“无畏舰”的副炮装备必须调整,防止大舰队交战时飞溅的炮弹破片与暴风,大多将副炮装设装甲化的炮座或专属的侧舷炮塔。首先将副炮大型化的是德国海军,其第一代“无畏舰”——“拿骚级”就配置了12门150毫米(5.9英寸)和16门88毫米(3.46英寸)炮,后来的德军各级“无畏舰”也都保留着副炮[54]。英军而后也随之跟进,将标准副炮从“无畏号”级别的12磅炮改为4英寸(100毫米)炮,后又再一次大战爆发时提升至6英寸(150毫米)口径[55]。美军则是在第一型无畏舰——“南卡罗来纳级”上废除了副炮,第二型“特拉华级英语Delaware-class battleship”则恢复装备5英寸(130毫米)的14门副炮,战后不久还曾计划建造6英寸(150毫米)装备的“南达科他级”战列舰[56]

然而就全般角度来看,在“无畏舰”上装设副炮不尽理想,单凭小口径的副炮没法击退驱逐舰,根据日德兰战役的经验显示,大口径者又难以击中。舷侧炮塔的设计实战中也暴露出容易进水的问题,因此后来有些“无畏舰”废除了副炮。唯一能保护自军“无畏舰”免于受驱逐舰和鱼雷快艇的威胁的方法,只有倚赖自军的驱逐舰分舰队之护卫。一次大战后,多数副炮都被移到上层甲板的炮塔、环绕于上层结构中,解决侧舷炮塔的缺点,也同样有着良好的防护与射界。1920至1930年代,大部分的副炮也与高射炮和两用炮英语dual-purpose gun并为防空炮设施之一部[57]

许多“无畏舰”也设有鱼雷管以进行鱼雷战,原有的构想是可在敌我双方战列舰阵列平行行驶时齐射,但在实战中却发现从战列舰发射鱼雷极难击中目标,甚至还存有储放鱼雷处被敌军炮火命中时爆炸的危险[58]。进入二次大战中后期后,空中武力的使用已经成熟,战列舰也不得不加上大量的防空机枪与机炮进行防空作战[59]

布局与配置

奥匈帝国海军“泰格霍夫级”二号舰——“泰格霍夫号”战列舰的三联装炮塔照,可以清楚见得其“背负式炮塔”的配置。虽然意大利海军的“但丁·阿利吉耶里号”较早开工建造与下水,但“泰格霍夫级”一号舰“联合之力号英语SMS Viribus Unitis”却比其更早完工,成了世界上第一艘正式服役的三联装炮塔战列舰[60]

舰炮的效率与威力某种程度上仰赖于炮塔的配置,自“无畏舰”问世后大致可分作三阶段的布局方式发展,首先是第一阶段的摸索期,英军以“无畏号”为基准,后继舰都跟进其配置方式装载五座炮塔:中线上有舰艏舰艉各一座、舰身中部一座、侧舷两翼各一座,可在战斗时维持前方有三座、侧舷有四座的齐射火力。德国初期的“无畏舰”——“拿骚级”与“赫尔戈兰级”则采取了所谓“六角形配置”,即舰艏舰艉各一、两舷各二塔的布局,这种配置可搭载更多数量的主炮,但在舰首与舷侧射击时火力却只与“无畏号”平手而并不理想[54]

第二阶段是“无畏舰”采用新式的“背负式”炮塔设计,但依旧在全舰上广布炮塔的布局,所谓的“背负式”炮塔的是指一座炮塔后方提高一层甲板的高度、再配置另一座炮塔,这种设计会造成船舰的重心偏高,但因为可以在同一方向发扬固定火力而受到好评。首先采用此设计的是有过建造两型双层炮塔“前无畏舰”经验的美国,1906年开始建造的“南卡罗来纳级英语South Carolina-class battleship”战列舰即是第一种采用“背负式”炮塔的“无畏舰”。1909年,英军的“尼普顿级”也采用“背负式”炮塔,但布局却是用“翼式”布局,让侧舷炮塔作非对称配置,可对侧舷齐射时一次发挥五座炮塔的全部火力,德国海军后来模仿此设计,推出了“皇帝级”,同样也是“背负式”炮塔搭配“翼式”布局。这时的战列舰设计依旧倾向于多座炮塔并广布于全舰,不仅占去大量甲板空间,齐射时更引发垄罩全舰的暴风、视野出现障碍,其后座力也对舰体结构造成相当的伤害[61]。几经发展后,造船设计者有了将炮塔全集中到船舰中央的构想,此一设计对船舰结构的压力相对地低,且虽然首尾火力下降,但可以将全部的炮塔用于侧舷进行齐射。如此一来,舰体除了要造得比较长外,还要更多面积更大的装甲板来为提供各处同等的防护力,其排水量也跟着攀升,每个炮塔的弹药储放和运作机关也会影响到整艘船的锅炉和发动机布局[62]。1914年完工的“阿金科特号”战列舰即拥有多达七座配置于中线的炮塔,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炮塔的战列舰,但因为上述提及的诸多缺陷而被认为是失败之作[63]

第三阶段是“背负式”炮塔搭配仅中线艏艉设置的布局,“南卡罗来纳级”战列舰即是此类的典型,该型舰仅装备四座双联装炮塔,皆可向两舷射击,舷侧火力为八门,与“无畏号”相同,而后此配置成了各国海军“无畏舰”的标准。差不多在“南卡罗来纳级”服役后没多久,“无畏舰”设计另一项突破——多联装炮塔成功实用化。以往“无畏舰”每个炮塔都是双联装炮塔,即一座主炮塔上有两门主炮,而1909年开工建造的“但丁·阿利吉耶里号”即是世界上第一种采三联装炮塔的“无畏舰”,虽然以多联装取代多炮塔来增强火力的方式存在着一座炮塔毁损就战力急降的缺点,但却可以缩短舰身、腾出更多空间配置轮机设备、也减少开炮时的烟雾范围,最终也成了各国海军的主流设计,到了二次大战前夕甚至出现了如“英王乔治五世级”和“黎赛留级”采用四联装炮塔的设计。

英国“无畏号”战列舰的主炮布局图,“无畏舰”在主炮配置上有三个演进阶段,“无畏号”即属第一阶段:尚无采取“背负式炮塔”以及中线与左右舷都配置炮塔的设计,在舰艏舰艉可维持六门主炮的齐射火力,侧舷则为八门。
德国“皇帝级”战列舰的主炮布局图,“皇帝级”为第二演进阶段的代表之一,采用了“背负式配置”以及主炮广布于全舰的布局,侧舷齐射时可以发挥五座主炮的全部威力,但因为炮塔数量多且遍布中心线和舰身中央,占去大量甲板空间,齐射时引发垄罩全舰的暴风也是一大问题。
美国的“南卡罗来纳级”战列舰的主炮布局图,该舰不仅是世界上第一种采取“背负式配置”的战列舰,也是典型的炮塔布局演进第三阶段的典型:仅有舰艏艉各两座“背负式配置”主炮。由于一次大战中后期各国改以增加主炮口径增强火力,新造舰的炮塔数量日益减少,成了后来各国的主流配置。

装甲

以“巴伐利亚号”战列舰说明典型无畏舰的防护设计,炮塔、弹药室、引擎室的装甲厚度最高,而船首尾与水下部分几乎没有防御。

装甲占“无畏舰”相当高比例的排水量,设计者需在其不降低航速、火力和耐波性的条件下为其提供最佳的防护能力[64]。一般来说,“无畏舰”的装甲大部分都组成一个“装甲堡垒”式的防护构造(由四面装甲板环绕加上顶部一个“屋顶”),将全舰最重要的部分包裹在内部,通常为锅炉、发动机和主炮弹药室,此处只要被集中一发整艘船便会瘫痪或直接毁灭。“堡垒”的侧面为舰体的装甲带,从前置炮塔正面延伸到后置炮塔,其前后末端也各有装甲突出部防御,顶部为水平装甲覆盖的甲板,底部为舰体最下部,此处没有装甲保护[65]。最初一批的“无畏舰”设计的交战距离约10,000码(9,100米),在这种距离下通常炮弹以几近水平的弹道飞行,击中并伤及舰船的水线重要部位。基于此理由,早期的“无畏舰”设计上都在吃水线一带加上一副约11英寸(280毫米)厚的突出部,其后方再配置储煤舱,进一步强化更内部的动力室安全,也在战斗中保护舰上的核心部位。当时海战所采用的主要炮弹为穿甲弹高爆弹两种,主要集火于侧舷而非甲板,故“无畏舰”配置甲板装甲的目的并非用于抵挡直接命中造成的伤害,而是避免命中侧舷的炮弹破坏了甲板,高爆弹不比穿甲弹,以很薄的装甲就能抵挡,但却能对船舰的上层结构造成严重的破坏,而在排水量和性能的诸多限制下,只得将大量的装甲用于保护侧弦而于甲板选用较薄的装甲[66][67]

所有“无畏舰”都是“堡垒”的中央部分为全舰装甲最厚处,也有海军将装甲带和装甲甲板延长,以较薄的装甲覆盖至舰船两端,换言之,即是全舰装甲化,这种配置被称作“锥形装甲”,主要为英德法三国所采用。在早期“无畏舰”登场时,高爆弹被认为是海战中的主要威胁,故认为这种全舰装甲化的作法实用。然而,装甲带因为横幅过大,其纵幅变得很小,只能保护吃水线上很短的一部分,甚至有些海军的“无畏舰”在几乎满载的情况下装甲带会完全没入水中[68]。因此,美国海军提出“重点装甲布防英语All or nothing (armor)”概念,装甲带变得纵幅宽又厚实,但几乎不给船前后端以及甲板加上水平装甲,换言之,就是保护船舰最重要的几处部位,而其他地方几乎不给予防护。“重点装甲布防”给予无畏舰在常规的舰队远距离炮击战中高效的防护作用,在一次大战后自美国海军扩散到世界各国,成为普遍采用的设计[69],然而后来发现,当敌舰在超长距离进行曲射时,炮弹将以抛物线的弹道命中几乎没有装甲保护的甲板,并出现了由飞机投掷穿甲弹的情况,水平装甲的改善成了“无畏舰”的重要议题,后来也在该处配置更厚的装甲[70],如“大和号”战列舰的主装甲带的厚度是16英寸(410毫米),而甲板的厚度是9英寸(230毫米)[71]

水下防御方面,早期的“无畏舰”也多采用法国造船家路易斯-埃米利·白劳易设计的水线下多重隔水舱配置。理论上,即使船壳因炮弹、水雷、鱼雷、或撞船而破损,若只有一个隔水舱进水也可存活。为了使这一预防措施更加有效,许多“无畏舰”水线下的舱间彼此之间是没有连结口的,“无畏舰”也不曾有过因为水线下的一隔水舱破损而沉船的事例[72]。“无畏舰”水下防护技术最大的进步是防止水雷和鱼雷攻击的“防雷鼓包”和“防雷带英语torpedo belt”设计,两者皆让水雷和鱼雷在离船体最内侧隔水舱最远处爆炸,隔舱内部则为空心或装满煤、水或油[73]

动力

试航中的“巴黎号”战列舰

“无畏舰”以2至4座螺旋桨推进[74],“无畏号”乃至英国所有的“无畏舰”皆由蒸汽涡轮发动机驱动螺旋桨航行,但除此之外的所有国家在建造自己的第一代“无畏舰”时,其动力都是用“前无畏舰”世代之标准,甚至是更旧的往复式蒸汽机[75]

在相同重量下,涡轮发动机的功率比往复式发动机来的高[76][77],基于这点和发明者查尔斯·帕森斯的保证,令皇家海军决定以此作为“无畏号”的动力源[77],同时它还具有作业环境相对干净、可靠性较高的优点[78]。相对地,涡轮机也有着在巡航速度条件下运行时燃料转换效率较差的缺点,这对必须经常以巡洋速度进行长距离移动的海军来说是个重要的问题,如美国海军为与日本海军交战,必须横渡太平洋到遥远的菲律宾海域[79],最终此问题以齿轮传动获得解决,透过减速齿轮降低螺旋桨的回转数,从而提高了效率。不过一方法需要很高精度的齿轮技术,并不容易实现[80]。另一个代替方案是使用涡轮电气系统英语turbo-electric,将蒸汽涡轮用于发电,再驱动螺旋桨,这种作法的优点是成本较低,特别受到美国海军的偏爱,其1915至1922年后期建造的所有“无畏舰”都使用此系统,其他优点还包括水线下隔离空间划分细密和后进性能佳,但缺点是机械笨重和脆弱,不太能经得起作战时的毁损,特别是电气系统浸水。蒸汽涡轮最终成了“无畏舰”的标准动力系统,曾有列强国家考虑改采用较耐用、横向占用空间较小的柴油引擎,但后者重量比涡轮机还要更重,且将占掉更多的垂直空间、出力也少、可靠性也比较差,故最终未被采纳[81][82]

燃料方面,第一代的“无畏舰”使用供给涡轮。煤作为燃料虽然已有很长的历史,且不会爆炸、亦可作为舰体防御的填塞物,但其缺点甚多,单单把煤送入船内煤库,再将其投入锅炉就需耗费相当多的人力,锅炉燃烧时也会充满煤灰,导致排出的黑烟暴露出自身舰队的位置,其体积大、热效率又低[83]。相对地,若以重油为燃料,可以减少黑烟、提高隐蔽性,还可省去运输人力,其热量亦是同重量煤的2倍,锅炉本身也可以做的更小,移动距离亦更长[83]。因此早在1901年,费舍尔就极力推动以重油为燃料[84],不过由于重油和煤重量不同,因此存在分配重量的技术问题[83],另外如何将有黏性的重油用泵吸上来也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85]。不过对各国海军(美国除外)来说,使用重油作为战列舰燃料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只能通过进口才能获得石油。因此,许多海军都使用涂有石油的煤的“混烧锅炉”。英国也曾在包括“无畏舰”在内的军舰使用此种方法,但只获得重油约60%的热量[86]。最早使用重油锅炉的即是产油国美国,其在1911年为“内华达级”战列舰购买了专用的重油锅炉。英国也紧追在后,于1912年决定为“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装设重油锅炉[86],由于工期较短,“伊丽莎白女王级”还比“内华达级”更早服役,之后英国曾一度在“复仇级”战列舰上恢复“混烧锅炉”的系统,但被1914年复出的费舍尔反对而作罢[87],其他主要海军国则在一战结束前都一直使用“混烧锅炉”系统[88]

历史

造舰竞赛

早在19世纪末,各国海军列强即有复兴海军、展开小规模的军备竞赛,然而在“无畏舰”出现后,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波的造舰竞赛。原先,英国皇家海军在“前无畏舰”的数量上有着全球第一的压倒性优势,不过由于“无畏舰”与旧型战列舰存在技术面上的“级差”,反而给其他国家从头追上的机会,这同时也意味英国丧失了原有数量上的战略优势,也颇受非议[89][90]。事实上,早在“无畏舰”问世前,其他国家就各自有发展趋近或类似“无畏舰”的构想,如日本与美国皆自行设计了各自的“全重炮舰”——“萨摩级”与“南卡罗来纳级英语South Carolina-class battleship”战列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早在1890年代就提倡发展只装备重炮的军舰。只是因为英国较早将“无畏舰”实用化,才继续保持着稳固的海上优势[91]

造舰竞赛很快地白热化了起来,各海军列强国政府投注了大量经费于此,最初一批的“无畏舰”建造成本略低于后期的“前无畏舰”,但随后逐渐攀升[注 3]。尽管所费不赀,现代化的战列舰是海军力量的重要指标,为彰显国力和威望的象征,其地位类似于现代的核武器[94],德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皆加入了无畏舰造舰竞赛,少数几个本国欠缺建造能力的次等海军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奥斯曼土耳其和智利等等则委托美国或英国的造船厂建造“无畏舰”[95]

英国与德国

德国海军主力舰队——“公海舰队”的第一与第二分舰队。

十九世纪末起,德国海军在德皇威廉二世以及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的主导下迅速崛起,开始建设规模庞大的战列舰舰队,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而在1904年4月,英国与传统假想敌法国缔结了《英法协约》,令英国海军的主要敌人转为德国海军,后者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军舰多为现代化设计,其规模也正迅速扩张,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与德国各自建成了世界第一与第二强大的“无畏舰”舰队[96]

“无畏号”问世后,德国海军也在1907年开始建造自己的第一代“无畏舰”——“拿骚级”,随之接着的是1909年的“赫尔戈兰级”。同时,尽管德国不像费舍尔对战列巡洋舰的概念那么推崇,但因为可以装甲巡洋舰、而非主力舰的名义得到国会的批准(德国海军称战列巡洋舰为“大型巡洋舰”(Grosser Kreuzer)),也跟着建造了自己的战列巡洋舰,1909年时,含正在建造的,德国海军已有10艘现代化的主力舰,虽然英国船舰相对于德舰来说有着速度与火力的优势,但双方主力舰比率已经到了12比10的极低点,与当时英国追求的“对德双倍标准”(Two Keels to One standard,即其实力需为德国海军的两倍以上)相差甚大[97]

1909年,英国国会批准了四艘主力舰的建造案,同时也准备与德国谈判限制双方的战列舰数量,若此举无法解决问题,就算建造成本将1909至1910年的国家预算提高到接近宪政危机的程度,英国也将会在1910年另外再建造四艘战列舰。1910年,英国已在建造八艘主力舰,其中四艘为被划为“超无畏舰”的“俄里翁级”战列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也跟着资助购买战列巡洋舰,增强了英军的实力。而同一时间的德国也才正建造三艘战列舰,因此双方战力比被拉大为英对德22比13。英方试图以造舰计划展现其实力,迫使德方重新谈判,结束军备竞赛,此时的海军部的新目标为达到对德60%的优势,比提尔皮茨亟欲追求的50%目标更有优势,但谈判仍因为英联邦的战列巡洋舰是否应包括在议题内以及德方要求英方承认其对阿尔萨斯-洛林的所有权这类非海军事务而失败[98]

“无畏舰”的造舰竞争于1910和1911年白热化,德国每年开工建造四艘主力舰,英国就以五艘回应。1912年,德国通过了最新一期的《舰队法》后,英德的紧张关系达到最高点,德国方面宣称将打造一支拥有33艘战列舰与战列巡洋舰的大舰队,这已超过了英国海军在本土水域的兵力。对英国更为不利的是,地中海的德国“三国同盟”盟友——奥匈帝国以及意大利王国——也正打造“无畏舰”,前者正建造四艘,后者则已拥有四艘、另有两艘以上正建造中。针对以上的情势,英国有三种选择:一,建造更多的战列舰、二,从地中海撤走海军兵力、三,寻求与法国结盟。由于当时社会福利方面的条款预算需求,英国已经无法再承受成本高昂的海军建造案,而倘若从地中海撤出,将严重削弱英国的外交影响力将大为减少,从而撼动大英帝国的根基。因此唯一选项只剩下新任第一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所推荐的:打破过去的传统政策,与法国谈判并结盟。法国将承担在地中海对抗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责任,英国则将保卫法国北海岸的安全,尽管受到一些英国政治家的反对,英国海军于1912年依照此分配调整其组织[99]

尽管1912年的《舰队法》造成如此剧烈的战略影响,但依旧没有改变英德两方的战列舰实力差距,英国动用了1912年与1913年的预算、建造了十艘新型的“超无畏舰”——“伊丽莎白女王级”和“复仇级”战列舰,也都进一步强化了火力、速度和防护力,相较下,德国也才多建造了五艘,其他资源都集中到陆军去了[100]

美国与日本

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是世界上第一种采用“背负式炮塔”的战列舰。

美军的“南卡罗来纳级英语South Carolina-class battleship”战列舰是最早与英国争相建造“第一艘全重炮舰”的军舰,甚至计划实行的时间还早于“无畏号”,尽管美国国会授权海军建造两艘,但限制排水量在16,000吨以下,使得“南卡罗来纳级”不得不造的比无畏号还小的多,美军也因此在该重量的限制下选用八门12英寸(305毫米)炮作为主炮,并以中线布局、在舰艏艉设置各两座的“背负式炮塔”,这种配置令其侧弦火力与“无畏号”相等,但总炮数变少,为效率最高的配置,而后成了各国“无畏舰”的标准设计。另一方面,“南卡罗来纳级”采用了传统的三胀式蒸气发动机,令其航速只达18.5节,远不及“无畏号”的22.5节[101],不得不和老旧的“前无畏舰”一同行动[102][103]。接续美军“南卡罗来纳级”战列舰的是“特拉华级英语Delaware-class battleship”,由于其航速较快、跟的上英军的“无畏舰”,而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无畏舰”[104],同时与“无畏号”和“南卡罗来纳级”不同,“特拉华级”恢复了127毫米的副炮武装,并废除了后者有的76毫米小口径炮,以127毫米副炮作为对鱼雷艇和驱逐舰用的两用炮。动力方面,美军一直使用往复式发动机,一直到“佛罗里达级英语Florida-class battleship”才采用蒸气涡轮机[105]

日本在日俄战争取胜后,开始将美国视为假想敌。海军理论家佐藤铁太郎日语佐藤鉄太郎提出建设相当于美军70%实力的战斗舰舰队,认为此规模的舰队才有在与美军太平洋舰队以及后续抵达的大西洋舰队的决定性海战中取胜的机会[106]。日本首先将从俄国那里夺取的“前无畏舰”战利品以及完成“萨摩号”与“安艺号”的建造工作。“萨摩号”的设计早于“无畏号”,但日俄战争导致造舰预算短缺的缘故,“萨摩号”很晚才完工,且该舰采用的是多口径主炮,在“无畏号”出现后三年才服役的“萨摩号”可说是在造船架上就已过时,也成了“准无畏舰”的典型。继“萨摩号”的教训后,日本着手设计自己的“无畏舰”,推出了“河内级”的“河内号”与“摄津号” ,两艘皆于1909年开工、1912年竣工,装备12门口径统一的12英寸(305毫米)主炮,但其中的两座主炮是50倍径、左右两舷的是45倍径,在炮术运用上不太方便[107][108]

其他国家

法国海军的“布列塔尼级”战列舰——“普罗旺斯号”。

相较于其他海军强权国,法国建造“无畏舰”的起步十分地晚,依旧将原计划的“当东级”前无畏舰完成,一直拖到1910年9月才开始建造自己的第一艘“无畏舰”——“孤拔级”、成为第11个加入“无畏舰”造舰竞赛的国家[109]。法国政治家保罗·比纳赛法语Paul Bénazet曾根据1911年的海军预算资料,表示法国海军已自1896年的世界第二位规模跌至当年的第四位,并评断原因为疏忽管理以及长期的忽视所致[110]。为了挽回其颓势,法国政府于1912年通过《海军法》,预计在1922年时完成22艘“无畏舰”,但最终因为一次大战的爆发而终止[111]

意大利海军则是早在库尼贝蒂的文章中取得“全重炮舰”的构想,但一直到1909年才开始建造了第一艘“无畏舰”——“但丁·阿利吉耶里号”,此为当时听信奥匈帝国正建造“无畏舰”谣言时的结果,后来又陆续建造了共五艘的“加富尔伯爵级”和“安德烈亚·多里亚级”来维持对奥军的优势。这些“无畏舰”一直到二次大战都还是意大利海军的核心战力。意军原本还计划建造数艘“法兰西斯·卡拉乔洛级英语Francesco Caracciolo-class battleship”,但终因一次大战爆发而取消[112]

1909年1月,奥匈帝国海军要求组建一支拥有四艘“无畏舰”的舰队,但1909至1910年间的宪政危机使计划不可能实现。在海军总司令鲁道夫·蒙特库科利英语Rudolf Montecuccoli大力干预下,成功开工建造两艘“无畏舰”,后来批准再建两艘同型舰,共四艘“泰格霍夫级英语Tegetthoff-class battleship”战列舰。奥军本欲再建造另外四艘“泰格霍夫级战列舰”,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取消[113]

1909年6月,俄罗斯帝国海军开始为“波罗的海舰队”建造四艘“甘古特级”战列舰,1911年10月,俄军再为“黑海舰队”开工建造四艘“玛丽亚皇后级”,以上舰只仅“玛丽亚皇后级”一艘未完成,另外七艘陆续服役,但只有一艘于开工后四年内完工,因此“甘古特级”在完成后服役时跟其他国家的“无畏舰”比起来已显得过时和居于劣势[114][115]。不过,俄军吸收“对马海峡海战”的教训以及受到库尼贝蒂的影响,其“无畏舰”的速度相当快,介于战列巡洋舰和一般“无畏舰”间,但火力与防护力皆小于后者[114][116]

1909年,西班牙也开始建造三艘“西班牙级英语España-class battleship”战列舰,这是排水量最小的“无畏舰”。尽管是在西班牙内建造,“西班牙级”基本上仰赖英国的援助才得以完成,许多关键物资和武器是从英国输入,建造日程也因此极为受制,如三号舰“杰梅一世号英语Spanish battleship Jaime I”便拖了九年才完工[117][118]

巴西加入了“无畏舰”造舰竞赛,向英国下单订购三艘,并要求装备比当代最大口径还要大的主炮(即12门EOC 12英寸45倍径舰炮),是世界上第三个建造“无畏舰”的国家。1907年4月17日,“米纳斯吉拉斯号英语Brazilian battleship Minas Geraes”开始建造,三天后,姊妹舰“圣保罗号英语Brazilian battleship São Paulo”也跟着开工,而三号舰的方案则胎死腹中,最终两艘“无畏舰”于1910年开始于巴西海军服役[119][120][121]

荷兰也曾于1912年建设一支现代化“无畏舰”舰队来取代原有的“前无畏舰”岸防舰队,1913年8月,“皇家委员会”提出建造9艘“无畏舰”的计划英语Dutch 1913 battleship proposal。1914年8月,荷兰议会通过了其中4艘的预算,但由于一次大战爆发,该计划被迫终止[122][123]

奥斯曼土耳其则在一战爆发前不久开始进行海军的现代化,并向英国造船厂订购了两艘“无畏舰”,然而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为避免两舰落入可能倒向敌对阵营的土耳其手中而强行扣押,将其编入皇家海军中,这两艘船为“瑞斯迪萨号”(后更名“爱尔兰号英语HMS Erin”)和“奥斯曼·苏丹一世号”( 后更名为“阿金科特号”),此举随后导致德国将“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英语SMS Breslau”轻巡洋舰赠予土耳其,成了后者最终加入同盟国的重要因素[124]

希腊曾从德国订购“无畏舰”,但因为战争爆发而作罢,转而向美国下订主炮来装备到本国的英制浅水重炮舰上。1914年,希腊向美国买进了两艘“前无畏舰”,命名为“基尔基斯号英语Greek battleship Kilkis”与“利姆诺斯号英语Greek battleship Lemnos”后就役[125]

“超无畏舰”

世界上第一艘“超无畏舰”——“俄里翁号英语HMS Orion (1910)”。

“无畏号”下水服役仅仅5年后,英国新式“无畏舰”——“俄里翁级”战列舰开始建造,由于与本级性能相近之战列舰远超过“无畏号”,故作为一种“无畏舰”的衍生类型,被称作为“超无畏舰”(Super-dreadnoughts)。以“俄里翁级”来说,其排水量达22,000吨,装备的是口径达13.5英寸英语BL 13.5-inch Mk V naval gun(343毫米)的主炮,全部布置于舰中线,大战中后期,英国又建造了“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去除了舰身中部炮塔,将省下的排水量换取装载更大锅炉的空间,其主炮口径达381毫米、装甲更厚实,也对水下攻击做了防范,速度也高达25节,被认为是最早一批的“高速战列舰[126]。仅仅四年,后进的“俄里翁级”和“无畏号”相比,排水量增加了25%,舷侧重量更是直接翻了一倍[127]

英国“超无畏舰”的诞生刺激了其他国家争相仿效,美国海军于1911年开工建造“纽约级”战列舰,装备14英寸(356毫米)主炮,以此回应英军,并将此舰炮口径标准化。日本也同样在1912年开始建造两艘“扶桑级”战列舰,1914年又开建两艘“伊势级”,这两级战列舰都各自装有12门14英寸(356毫米)的舰炮。1917年,日本再着手建造“长门级”战列舰,这是世界上第一批装备16-英寸(406-毫米)主炮的“无畏舰”,也单就主炮口径而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列舰。法国方面,继“孤拔级”之后,建造了装备13.4英寸(340毫米)主炮的三艘“布列塔尼级”战列舰,原本还想另建五艘“诺曼底级”,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迫取消[128]。拉美国家方面,前述的巴西“无畏舰”也引发了南美国家间的一场小规模军备竞赛英语South American dreadnought race,阿根廷与智利各从美国与英国订购了两艘“超无畏舰”,阿根廷的两艘“无畏舰”——“瓦达维亚号英语ARA Rivadavia”与“莫雷诺号英语ARA Moreno”与假想敌巴西的“无畏舰”武装相等,但排水量较重、装甲也较厚。智利订购的两艘战列舰后来在一战爆发后都被英国买了下来,战后智利才将其中的一艘——“拉托瑞海军上将号英语Chilean battleship Almirante Latorre”购回服役[129][130]

初期的“超无畏舰”有水平防御上的弱点,为一次大战前设计者的明显特征,这种船舰强调在近距离战斗中容易被击中的舷侧垂直防御装甲之作用,然而远距离交战而飞来的炮弹是从空中落至炮塔天盖或弹药库上方,此处向来是装甲薄弱、容易被贯穿之处,以“无畏号”来说,其负责垂直防御的侧舷装甲为279毫米厚,但水平防御的甲板只有76毫米。同时,战列舰射程也自早期的日俄战争至一次大战的“日德兰海战”发展到10000、甚至是20000米,仰角也从10度提升到20度以上,以往若是10度内俯角落下水平甲板的炮弹还可能将其弹开,或是最多造成凹陷,但“日德兰海战”的战例充分显示了先前设计的“无畏舰”在水平装甲上的巨大弱点。战后,新式战列舰一般都设计具备5至6英寸(130至150毫米)的装甲板保护水平甲板,并有了计算水平装甲可防御范围的“免疫区英语zone of immunity”概念。另一个设计上的变动是强化了水下防御(详见上节[131]

美国海军则从1912年开工建造的“内华达级”起,建造了一批所谓的“标准型战列舰英语Standard type battleship”,其特点为专为远程交战所设计(其他欧洲列强的海军要一直到四年后的“日德兰海战”才领教到远程炮战的危险性),具备特其有的“重点装甲布防英语All or nothing (armor)”配置和“筏式结构”,让全舰中最重要的部位以最厚实的装甲保护,并使该区具有足够的浮力,即使没有装甲保护的船头船尾处被打穿后依旧能浮在水面上。1942年的“瓜达尔卡纳尔海战”验证了这种设计的成效,“南达科他号”被日军军舰击中了26发,依旧浮在水面上并保持着战斗力[132]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无畏舰”的建造资源被挪去更为优先的军事项目,原先生产舰炮的铸造厂也改生产陆上火炮,造船厂则用于生产小型船舰。一次大战期间较弱小的海军列强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都完全停止了各自的“无畏舰”,而英国和德国还维持建造工程,但速度较战前慢上不少[133]

英国在战争爆发后同样将资源从战列舰建造案中大量抽出,而费舍尔又再度担任第一海务大臣,完成了“复仇级”和“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尽管“复仇级”的最后两艘建案被改为建造“名望级”战列巡洋舰)。费舍尔将精力大量投注于战列巡洋舰上,并下令建造设计更为极端的“勇敢级英语Courageous-class battlecruiser”,这级战列巡洋舰速度极快、武装强大,但装甲仅有3英寸(76毫米),因此冠名为“大型轻巡洋舰”,用于说服反对建造新主力舰的阁员。费舍尔的战列巡洋舰的偏执最终达到巅峰,提出了“无比级英语HMS Incomparable”的建造计划,其主炮口径达508毫米,甚至超过了历史上最大的“大和号”战列舰,但最终并没有投产[134]

德国则在战争期间继续建造“巴伐利亚级”战列舰,但原定的4艘中仅有2艘完成。战争爆发后德国还开始建造“兴登堡号英语SMS Hindenburg”战列巡洋舰,并于1917年完工。另外还在1914至1915年期间设计了“马肯森级”战列巡洋舰,但始终没有完成[135]

第一次世界大战

无畏舰“铁公爵号英语HMS Iron Duke (1912)”,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的旗舰。

“无畏舰”问世后,首次参与的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与几年前规模巨大的对马海峡之战相比,战列舰在战争中几乎被边缘化,对决定战争走向的东西两线大规模地面战可说是毫无影响,战列舰对德国于海上展开的破交战以及协约国的海上封锁战略,同样都不具影响力[136]

借由地理位置的优势,英国皇家海军很容易将德国海军主力舰队——“公海舰队”压制、乃至于封锁在北海内,然而另一方面,德国海军在波罗的海亦有相当的优势条件,以至于英国舰队始终未能突破该海域。英德双方都很清楚,英军“无畏舰”舰队拥有数量优势,若展开一次两军全舰出动的大海战,结果极可能是英军获胜,故德国采取的战略是诱使英军主力——“大舰队”的一部分与“公海舰队”交战并加以摧毁,或者将其引诱至德国沿海,以当地的水雷阵将其削弱,再联合潜艇、鱼雷艇部队将其消灭[137]

大战头两年,在北海战区英德海军仅打过两次小规模海战——“赫尔戈兰海战英语Battle of Heligoland (1914)”与“多格尔沙洲海战英语Battle of Dogger Bank (1915)”,且仅为双方战列巡洋舰之间的交手。另外,德军不断发起对英国沿岸城市的炮轰行动,欲引诱英军“大舰队”,但后者始终未踏入陷阱,直到1916年5月31日,德军发起同样的尝试后,英军“大舰队”获悉其来袭的情报、倾巢而出,与“公海舰队”交火,此为历史上唯一一次“无畏舰”之间的大规模海战——日德兰海战[138],最终德军以击沉较多的英军船舰而获得战术性胜利,但北海的战略局势依旧没有改变,“公海舰队”仍是被封锁。

其他战区海域也没有发生任何具决定性的海战。黑海战区的俄罗斯与土耳其海军战列舰只进行了小规模的海战;波罗的海方面则是仅有轻型舰艇互相进行破交战与布雷战[139],仅1917年德军发动的“阿尔比翁行动”中动员过大量的“公海舰队”“无畏舰”,但也不曾发生过“无畏舰”之间的大战;亚得里亚海方面也基本上与北海相同,奥匈帝国的“无畏舰”舰队被英法联军舰队封锁于该海域中,而协约国在整个地中海的绝大多数“无畏舰”都被抽调去支援对加里波利的登陆作战[140]

在整场战争过程中,复杂、造价高昂的战列舰暴露了在其他成本便宜的武器攻击下的脆弱性,1914年9月,德军“U-9英语SM U-9”潜艇对英军主力舰群发动攻击,在一小时内就击沉三艘巡洋舰。1914年10月,英军新服役的英王乔治五世级超无畏舰——“大胆号英语HMS Audacious (1912)”触雷被炸沉。10月底,英军的北海战略与战术拟定大幅转变,从近岸封锁改为远距离封锁以规避潜艇攻击的风险[141]

作为“无畏舰”唯一相互交手例子,日德兰战役的经验备受各国海军关注,战斗中期,德军“公海舰队”在阵位、数量以及火力等条件上都居于劣势,不得不撤退,之所以能够成功逃脱“大舰队”的追捕也是因为英军对德军巡洋舰与驱逐舰的鱼雷威胁、深感到战列舰本身的脆弱性之故[142]。从德方的角度来看,“公海舰队”不能够在没有潜艇支援的条件下去挑战“大舰队”,而德军的潜艇这时都被抽调去规模渐增的无限制潜艇战,故水面舰队变得无事可作,战争其余时间几乎都闲置于港内[143]

淡出历史

“长门号”战列舰,一次大战后《华盛顿海军条约》有效期间内同“陆奥号”、“纳尔逊号”、“罗德尼号”、“科罗拉多号”、“马里兰号”和“西弗吉尼亚号”并列为“七大战列舰”(Big Seven)[144]

尽管因为一次大战爆发造舰竞赛被迫停歇,但随后的1919至1922年期间出现了战后仅存的海上强权——英国以及新兴的海军列强——美国与日本引发新一波海军军备竞赛的危机。此一时期各国都引用一战的经验与教训改进战列舰的设计,英军第一种受其影响的作品即是最初于1916年设计的“海军上将级英语Admiral-class battlecruiser”战列巡洋舰,鉴于日德兰之战中战列巡洋舰轻视装甲造成的惨重损失,“海军上将级”大幅提升装甲防护能力,排水量上升至42,000吨。然而日本与美国持有展开新一波军备竞赛的主动权,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6年通过新的海军建设法案英语Naval Act of 1916,将新造156艘军舰,包括10艘战列舰和6艘战列巡洋舰。这是第一次美国海军对英国的世界霸权产生威胁[145]。尽管美军因为检讨日德兰之战而多次变更设计、建设法案展开之慢,但新出台的“科罗拉多级”战列舰以及“列克星敦级”战列巡洋舰将会装备口径达16英寸(406毫米)的主炮,一举超越英军的“伊丽莎白女王级”和“海军上将级”的战力[146]。与此同时,日本帝国海军获得国会授权,得以实行名为“八八舰队”的大型造舰方案,1916年开工建造与美军假想敌相同、装载8门16英寸炮的“长门级”战列舰。隔年又再规划建造两艘以上装备10门16英寸炮“土佐级”战列舰,以及两艘以上同样武装、具备30节高航速、得以击败英军“海军上将级”与美军“列克星敦级”的“天城级”战列巡洋舰[147]

1919年,美国威尔逊总统再度推出新的海军造舰计划,将新造10艘战列舰与6艘战列巡洋舰,接续未完成的1916年法案。而日本见此也决定在“八八舰队”完成后再另外造出4艘战列舰[148],包括43000吨的“纪伊级”战列舰以及装备18英寸(457毫米)炮的“十三号级”战列巡洋舰[149]。历经一次大战国力受创甚深的英国,面临日本与美国的挑战力有未歹,4艘“海军上将级”仅完成了“胡德号”一艘,1919年6月,海军部提出将战后的皇家海军整合为一支拥有33艘战列舰与8艘战列巡洋舰的计划,为此一年必须取得1.71亿英镑(折合现今约同77.2亿英镑)的预算,但实际上仅有8,400万英镑可用。海军部只好重新评估,改为主张最低限度也要再建8艘战列舰[150],即拥有16英寸炮和高航速的“G3级英语G3 battlecruiser”战列巡洋舰以及装备18英寸(457毫米)炮的“N3级英语N3-class battleship”战列舰[151]。原为世界第二规模的德国海军则因为战败被迫签署的《凡尔赛条约》而不得再新造战列舰,绝大多数的德军主力舰也在1919年因惧于被协约国瓜分而自沉于斯卡帕湾,剩余者则成了战利品被瓜分殆尽。

1922年,世界海军列强国为防止再度挑起如战前军备竞赛的情形,而聚于美国华盛顿商讨并签署限武条约,是为《华盛顿海军条约》,条约明令限制各列强国海军之排水量吨位,并因此终止了美国与日本等已开工的新型战列舰建造工程,不少为之废弃或改装为航空母舰之用,进入所谓的“海军假日”时期。大多数从条约中保留的战列舰经过进一步的现代化继续服役,并随后投入于二次大战中使用,部分因老旧而在条约限制下被迫退役之战列舰,各国改为设计非正规的“条约型战列舰”取而代之[152]。至此,因新造战列舰全都已具备“无畏舰”的设计,“无畏舰”一词的概念已不再为世人所引用,至1930与40年代基本上已被“战列舰”所取代[153]

相关条目

注解

  1. ^ 费舍尔最早坚定提倡“全重炮舰”的意见始于1904年的一份文件,其中便要求战列舰应装载16门的10英寸主炮,到了同年11月,则把口径的要求上升到12英寸。1902年时费舍尔也曾建议过战列舰应有“全列同等的火力”,同样可视作“全重炮舰”的思想[29]
  2. ^ 然而,有研究指出,费舍尔比起战列舰,更关心同样也具革命性的新式战列舰——“战列巡洋舰”(为一种拥有战列舰级别火力,但装甲薄弱、航速高的军舰)[30]
  3. ^ 举例来说,“无畏号”的建造成本为1,783,000英镑,而后段“前无畏舰”的“纳尔逊勋爵级”为每艘1,540,000英镑,8年后问世的“伊丽莎白女王级”则是每艘2,300,000英镑,这三个价位相当于今天的1.88亿、1.63亿、2.22亿[92][93]

注脚

  1. ^ Mackay(1973年),第326页
  2. ^ Friedman(1978年),第99页
  3. ^ 3.0 3.1 3.2 Friedman(1985年),第52页
  4. ^ 潘彦豪(2010年),第55页
  5. ^ 5.0 5.1 Friedman(1985年),第53页
  6. ^ Lambert(1999年),第78页
  7. ^ Forczyk(2009年),第50、72页
  8. ^ Forczyk(2009年),第50、72、56、57页
  9. ^ Sondhaus(2001年),第170-171页
  10. ^ 潘彦豪(2010年),第69、71-72页
  11. ^ Breyer(1973年),第113、331-332、418页
  12. ^ 12.0 12.1 Friedman(1985年),第51页
  13. ^ Friedman(1985年),第53-58页
  14. ^ 14.0 14.1 Parkes(1990年),第426页
  15. ^ Parkes(1990年),第451-452页
  16. ^ Breyer(1973年),第113页
  17. ^ Friedman(1985年),第55页
  18. ^ Fairbanks(1991年),第250页
  19. ^ 19.0 19.1 Friedman(1978年),第98页
  20. ^ Cuniberti(1903年),第407-409页
  21. ^ Breyer(1973年),第331页
  22. ^ 22.0 22.1 Evans & Peattie(1997年),第159页
  23. ^ Jentschura,Jung & Mickel(1977年),第22-23页
  24. ^ Friedman(1985年),第62页
  25. ^ Marder(1964年),第542页
  26. ^ Friedman(1985年),第419页
  27. ^ 27.0 27.1 27.2 Gardiner(1992年),第15页
  28. ^ Friedman(1985年),第63页
  29. ^ Mackay(1973年),第312页
  30. ^ Sumida(1995年),第619-621页
  31. ^ 31.0 31.1 Breyer(1973年),第115页
  32. ^ Breyer(1973年),第46、115页
  33. ^ 潘彦豪(2010年),第56-58页
  34. ^ Gardiner & Lambert(2001年),第125-126页
  35. ^ Breyer(1973年),第54, 266页
  36. ^ Friedman(1978年),第130-131页
  37. ^ Friedman(1978年),第129页
  38. ^ 38.0 38.1 Friedman(1978年),第130页
  39. ^ Friedman(1978年),第135页
  40. ^ 潘彦豪(2010年),第86页
  41. ^ Breyer(1973年),第71页
  42. ^ 潘彦豪(2010年),第88页
  43. ^ 43.0 43.1 Friedman(2013年),第329-330页
  44. ^ Breyer(1973年),第72页
  45. ^ Breyer(1973年),第73页
  46. ^ Breyer(1973年),第84页
  47. ^ Breyer(1973年),第82页
  48. ^ Breyer(1973年),第214页
  49. ^ Breyer(1973年),第367页
  50. ^ Friedman(1978年),第113-116页
  51. ^ Breyer(1973年),第107, 115页
  52. ^ Breyer(1973年),第196页
  53. ^ Friedman(1978年),第135-136页
  54. ^ 54.0 54.1 Breyer(1973年),第263页
  55. ^ Breyer(1973年),第106-107页
  56. ^ Breyer(1973年),第159页
  57. ^ Friedman(1978年),第116-122页
  58. ^ Friedman(1978年),第151-153页
  59. ^ Friedman(1978年),第141-151页
  60. ^ Giorgerini(1980年),第268页
  61. ^ Friedman(1978年),第134页
  62. ^ Friedman(1978年),第132页
  63. ^ Breyer(1973年),第138页
  64. ^ Friedman(1978年),第7-8页
  65. ^ Friedman(1978年),第54-61页
  66. ^ Gardiner(1992年),第9页
  67. ^ Friedman(2013年),第615页
  68. ^ Friedman(1978年),第65-66页
  69. ^ Friedman(1978年),第67页
  70. ^ Friedman(1978年),第66-67页
  71. ^ Breyer(1973年),第360页
  72. ^ Friedman(1978年),第77-79页
  73. ^ Friedman(1978年),第79-83页
  74. ^ Friedman(1978年),第95页
  75. ^ Friedman(1978年),第89-90页
  76. ^ Friedman(1978年),第91页
  77. ^ 77.0 77.1 Breyer(1973年),第46页
  78. ^ Massie(2004年),第474页
  79. ^ Friedman(1985年),第75-76页
  80. ^ Gardiner(1992年),第7-8页
  81. ^ Breyer(1973年),第292, 295页
  82. ^ Friedman(1985年),第213页
  83. ^ 83.0 83.1 83.2 Friedman(1978年),第93页
  84. ^ Mackay(1973年),第269页
  85. ^ Brown(2003年),第22-23页
  86. ^ 86.0 86.1 Brown(2003年),第23页
  87. ^ Parkes(1990年),第582-583页
  88. ^ Friedman(1978年),第94页
  89. ^ Kennedy(1983年),第218页
  90. ^ Sondhaus(2001年),第198-201页
  91. ^ Herwig(1980年),第54-55页
  92. ^ Breyer(1973年),第52、141页
  93. ^ Measuring Worth
  94. ^ Sondhaus(2001年),第227-228页
  95. ^ Keegan(1999年),第281页
  96. ^ Breyer(1973年),第59页
  97. ^ Sondhaus(2001年),第203页
  98. ^ Sondhaus(2001年),第203-204页
  99. ^ Kennedy(1983年),第224-228页
  100. ^ Sondhaus(2001年),第204-205页
  101. ^ Breyer(1973年),第115、196页
  102. ^ Friedman(1985年),第57页
  103. ^ Gardiner & Gray(1985年),第112页
  104. ^ Friedman(1985年),第69页
  105. ^ 潘彦豪(2010年),第92-93页
  106. ^ Evans & Peattie(1997年),第142-143页
  107. ^ Breyer(1973年),第333页
  108. ^ 潘彦豪(2010年),第93页
  109. ^ Sondhaus(2001年),第214-215页
  110. ^ Gardiner & Gray(1985年),第190页
  111. ^ 潘彦豪(2010年),第95页
  112. ^ Sondhaus(2001年),第209-211页
  113. ^ Sondhaus(2001年),第211-213页
  114. ^ 114.0 114.1 Gardiner & Gray(1985年),第302-303页
  115. ^ Gibbons(1983年),第205页
  116. ^ Breyer(1973年),第393页
  117. ^ Gibbons(1983年),第195页
  118. ^ Gardiner & Gray(1985年),第378页
  119. ^ Sondhaus(2001年),第216页
  120. ^ Gardiner & Gray(1985年),第403–404页
  121. ^ Breyer(1973年),第320页
  122. ^ Breyer(1973年),第450-455页
  123. ^ Gardiner & Gray(1985年),第363-364、366页
  124. ^ Greger(1993年),第252页
  125. ^ Sondhaus(2001年),第220页
  126. ^ Breyer(1973年),第140-144页
  127. ^ Breyer(1973年),第126页
  128. ^ Sondhaus(2001年),第214页
  129. ^ Sondhaus(2001年),第214-216页
  130. ^ Gardiner & Gray(1985年),第401、408页
  131. ^ Breyer(1973年),第75-79页
  132. ^ Friedman(1985年),第202-203页
  133. ^ Breyer(1973年),第61页
  134. ^ Breyer(1973年),第61-62页
  135. ^ Breyer(1973年),第277-284页
  136. ^ Kennedy(1983年),第250-251页
  137. ^ Keegan(1999年),第289页
  138. ^ Ireland & Grove(1997年),第88-95页
  139. ^ Keegan(1999年),第234-235页
  140. ^ Kennedy(1983年),第256-257页
  141. ^ Massie(2005年),第127-145页
  142. ^ Kennedy(1983年),第245-248页
  143. ^ Kennedy(1983年),第247-249页
  144. ^ 潘彦豪(2010年),第125页
  145. ^ Breyer(1973年),第62-63页
  146. ^ Breyer(1973年),第63页
  147. ^ Evans & Peattie(1997年),第171页
  148. ^ Evans & Peattie(1997年),第174页
  149. ^ Breyer(1973年),第356页
  150. ^ Kennedy & 1983,第274-275页
  151. ^ Breyer(1973年),第173-174页
  152. ^ Breyer(1973年),第69-70页
  153. ^ Hough(2003年),第196页

参考书目

  • (德文)Greger, René. Schlachtschiffe der Welt. Stuttgart: Motorbuch Verlag. 1993. ISBN 3-613-01459-9.
  • (英文)Breyer, Siegfried. Battleships and Battlecruisers of the World, 1905-1970. London: Macdonald and Jane's. 1973. ISBN 0-356-04191-3.
  • (英文)Brown, D. K. Warrior to Dreadnought: Warship Development 1860-1905. Book Sales. 2003. ISBN 1-84067-529-2.
  • (英文)Cuniberti, Vittorio. An Ideal Battleship for the British Fleet.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London: F.T. Jane. 1903.
  • (英文)Evans, David C.; Peattie, Mark R. 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1941.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ISBN 0-87021-192-7.
  • (英文)Fairbanks, Charles. The Origins of the Dreadnought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91, 13 (2): 246–272. doi:10.1080/07075332.1991.9640580.
  • (英文)Forczyk, Robert. Russian Battleship vs Japanese Battleship, Yellow Sea 1904-05. London: Osprey. 2009. ISBN 978-1-84603-330-8.
  • (英文)Friedman, Norman. Battleship Design and Development 1905-1945. Conway Maritime Press. 1978. ISBN 0-85177-135-1.
  • (英文)Friedman, Norman. US Battleships: An Illustrated Design Histor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5. ISBN 0-87021-715-1.
  • (英文)Gardiner, Robert (编). The Eclipse of the Big Gun. London: Conways. 1992. ISBN 0-85177-607-8.
  • (英文)Gardiner, Robert; Lambert, Andrew (编). Steam, Steel and Shellfire: The Steam Warship 1815-1905. Conway's History of the Ship. Book Sales. 2001. ISBN 978-0-7858-1413-9.
  • (英文)Gray, Randal. Gardiner, Robert, 编. 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906-1921.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5. ISBN 978-0-87021-907-8.
  • (英文)Gibbons, Tony. The Complete Encyclopedia of Battleships and Battlecruisers: A Technical Directory of all the World's Capital Ships from 1860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Salamander Books. 1983. ISBN 0-517-37810-8.
  • (英文)Giorgerini, Giorgio. The Cavour & Duilio Class Battleships. (编) Roberts, John. Warship IV. London: Conway Maritime Press. 1980. ISBN 0-85177-205-6.
  • (英文)Gröner, Erich. German Warships 1815-1945. Volume One: Major Surface Vessels.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0. ISBN 0-87021-790-9.
  • {(英文)Herwig, Holger.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Amherst,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1980. ISBN 978-1-57392-286-9.
  • (英文)Hough, Richard. Dreadnought: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Battleship. Periscope Publishing Ltd. 1 June 2003. ISBN 978-1-904381-11-2.
  • (英文)Ireland, Bernard; Grove, Eric. Jane's War At Sea 1897-1997.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7. ISBN 0-00-472065-2.
  • (英文)Jentschura, Hansgeorg; Jung, Dieter; Mickel, Peter. Warships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69-1945. London: Arms & Armor Press. 1977. ISBN 0-85368-151-1.
  • (英文)Keegan, Joh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imlico. 1999. ISBN 0-7126-6645-1.
  • (英文)Kennedy, Paul M.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Macmillan. 1983. ISBN 0-333-35094-4.
  • (英文)Lambert, Nicholas A. Sir John Fisher's Nav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99. ISBN 1-57003-277-7.
  • (英文)Mackay, Ruddock F. Fisher of Kilversto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ISBN 0-19-822409-5.
  • (英文)Marder, Arthur J. 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 A History of British Naval Policy in the Pre-Dreadnought Era, 1880-1905. Frank Cass & Co. 1964.
  • (英文)Massie, Robert. Dreadnought: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 London: Pimlico. 2004. ISBN 978-1-84413-528-8.
  • (英文)Massie, Robert. Castles of Steel: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Winning of the Great War at Sea. London: Pimlico. 2005. ISBN 1-84413-411-3.
  • (英文)Parkes, Oscar. British Battleships.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reprint of Seeley Service & Co. edition). 1990 [1957]. ISBN 1-55750-075-4.
  • (英文)Sondhaus, Lawrence. Naval Warfare 1815-1914. London: Routledge. 2001. ISBN 0-415-21478-5.
  • (英文)Sumida, Jon Tetsuro. Sir John Fisher and the Dreadnought: The Sources of Naval Mythology.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Society for Military History). October 1995, 59 (4). JSTOR 2944495. doi:10.2307/2944495.
  • (英文)Measuring Worth UK CPI. [2015-09-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5-08).
  • (中文)潘彦豪. 大艦巨砲的軌跡:戰鬥艦發展史. 台北: 粤儒文化创意国际有限公司. 2010. ISBN 978-986-86696-0-4.
  • (中文)Friedman, Norman. 海軍火力:巨艦大炮時代的艦炮和戰術. 北京: 航空工业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165-0133-7.

延伸阅读

  • (英文)Archibald, E. H. H. The Fighting Ship in the Royal Navy 1897-1984. Blandford. 1984. ISBN 0-7137-1348-8.
  • (英文)Brooks, John. Dreadnought Gunnery at the Battle of Jutland: The Question of Fire Control. Routledge. 2005. ISBN 0-7146-5702-6.
  • (英文)Brown, D. K. The Grand Fleet: Warship Design and Development 1906-1922. Caxton Editions. 2003 [1999]. ISBN 978-1-84067-531-3.
  • (英文)Corbett, Sir Julian. Maritime Operations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ISBN 1-55750-129-7. Originally Classified and in two volumes.
  • (英文)Gardiner, Robert (编). 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922-1946. London: Conway Maritime Press. 1980. ISBN 0-85177-146-7.
  • (英文)Sumida, Jon Tetsuro. British Nav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in the Age of Fisher.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Society for Military History). January 1990, 54 (1): 1–26. JSTOR 1985838. doi:10.2307/1985838.

本页面最后更新于2020-11-29 17:49,点击更新本页查看原网页。台湾为中国固有领土,本站将对存在错误之处的地图、描述逐步勘正。

本站的所有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等全部转载于维基百科(wikipedia.org),遵循 维基百科:CC BY-SA 3.0协议

万维百科为维基百科爱好者建立的公益网站,旨在为中国大陆网民提供优质内容,因此对部分内容进行改编以符合中国大陆政策,如果您不接受,可以直接访问维基百科官方网站


顶部

如果本页面有数学、化学、物理等公式未正确显示,请使用火狐或者Safari浏览器